不过卞和至少可以确定一点，那就是沉忆辰在京师权势的漩涡中，依旧没有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的改变，此乃家国之幸！

        伴随着马车的摇晃回到成国公府，沉忆辰没有把与石亨的联手合作告知任何人，看望了一下陈青桐跟女儿后，就独自前往书房铺纸磨墨，书写着关于限制宗藩的律法条例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在限制宗藩这点上面，整个明朝并非没有任何动作，嘉靖出台了《宗藩条例》，万历十四年作为补充又出台了《宗藩要例》。

        导致的结果就是涝的涝死，旱的旱死，亲王级别的高级宗藩丝毫不受影响，他们的收益更多是游离在灰色地带，比如良田兼并跟各种农户的挂靠，还有利用权势的垄断产业。

        底层的远支宗室，在不能从事任何生产的情况下，那就只能靠一点宗室俸禄续命。朝廷要是敢断了他们的粮，就等同于要了他们的命，明太祖朱元章定下的祖宗之法根本不改变，宗室财政支出就永远压缩不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沉忆辰编写的《宗藩条例》重点，就是针对《皇明祖训》里面各种对于宗室生产的条条框框。反正都已经闹到了这一步，就得尽量想办法根治，不至于最终执行下去成为了一纸空谈。

        接下来的数日时间，景泰帝朱祁玉再次出现了辍朝的情况，不知道是身体缘故还是沉迷于炼丹。不过沉忆辰同样除了惯例的前往文渊阁当值，把剩余的全部精力放在了编写《宗藩条例》上面，颇有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沉忆辰不关注，并不意味着阁部廷议上发生的事情，不会在整个京师乃至于大明传播。很快京师的国子监、会馆、书院等等文人士子聚集的地方，全部都在讨论他上疏的《宗藩弊论》。

        特别是彭时、何闻道等等“沉学”门人，干脆在京师着名的大兴隆寺举办了一场讲学，辩论该如何做到顺利改革宗藩，还不会引发朝野动荡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兴隆寺别看是一座寺庙，它里面可供奉着“大明国师”姚广孝的画像跟排位，在京师文人士子中有着极高的地位。后世“心学”大家王阳明，就曾长期在这里讲学，还与当时的吏部郎中方献夫论学，引发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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